朱先生——一个被时代抛弃的关学大儒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乔世景
《白鹿原》小说中塑造了一位圣人——朱先生，他是个带有几分传奇和神秘色彩的人物，虽然不是绝对的主角，却是对小说主线影响至深的人物，也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。一方面，他代表人们对乡土生活的美好愿望和白鹿原传统秩序的留恋，另一方面，当现代生活汹涌而来的时候，朱先生几乎没有对话的可能，他所依靠的传统秩序瞬间崩塌，这是一种文化的尴尬，他最终是被时代所抛弃的！
他是“白鹿”的化身，是白鹿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是他们的精神导师。然而，在他的死后的十二年，大跃进时白鹿书院却变成了种猪场，在这里培育出一种新的种猪叫“黑鹿”，时代变了，不需要白鹿了，需要黑鹿了。
朱先生是末代关学大儒，是书中最具智慧的人，是白嘉轩的精神导师。他自幼苦读，昼夜吟诵，孤守书案，饱学儒雅，淡泊名利，慧眼看世。他具有传统文人的品格，刚直不阿，不畏权贵。他一生一身土布衣裤，身上不挂半丝洋线，死后由于儿媳疏忽，给他穿上了一双洋线袜子，他居然小腿打弯，直到妻子朱白氏发现，换上土布线袜才自然伸直了腿。他一生保持晨读的习惯，即使有权贵来访，出门的路上都不能打破他晨读的铁律。书中还记述了他警醒世人的口头禅，“房是招牌地是累，挣下银钱是催命鬼”的超然，“脚放大、发铰短，指甲常剪兜要浅”的智慧。他起草的“乡约”被白嘉轩勒石立于庙堂，作为“仁义白鹿村”群众的立身纲纪。他夜观天象，预测收成，为乡人丢猪遗牛掐时问卜的趣事，都是一些超乎常人的轶闻。
书中写了他几件异于常人的壮举，十六岁中秀才，二十二岁赴省试中头名文举人，次年赴京会试，父病逝，尽孝而不赴公车，按规定就取消了省试举人的资格，陕西巡抚方升厚爱其才，更钦佩其孝道，奏明朝廷力主推荐，皇帝竟破例批准省试的结果。方升委以重任，不料朱先生婉言谢绝，公文往返六七次，仍坚辞不就。他亲自掌犁毁罂粟，只身赴险，劝退清兵反扑，买狗戏弄乌鸦兵，大荒年主持放粮赈灾开粥棚，带领“八老”义赴抗日前线，重修编撰《县志》等大事，都是以身作则，践行传统儒家思想的典范。他每日晨诵，百般咀嚼圣人名言，心中固守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、君良臣忠、夫唱妇随的儒家小天堂，且躬身践行。还有他鼓励白嘉轩办学堂，亲自办书院教学生，收平生最后一位学生土匪黑娃学做好人。他为兆海扶灵，陪兆谦回原祭祖。他虽教导自己的两个孩子“怀仁”“怀义”上学识礼仪，却不许他们经商做官从军，只老老实实的务农，做一个自尊自重，自食其力的农人。他教好的诸如方巡抚、张总督、茹师长、岳维山等军政要员，却从不以自己的名望徇私情、办私事，连劝清兵都拒绝坐车而步行。唯一破例是在大征兵之年，拒绝苛税、拒抽丁，给田福贤捎了话而成了个“半免征户”。
朱先生是关中理学的代表人物，也是我们民族历史上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，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传承几千年的最后一个传人。这种传统文化具有正直、道德、礼仪、儒雅的一面，也有凶残冷酷的糟粕，如他对待田小娥，让白嘉轩“修塔镇妖”，就是他精神里的负面的、腐朽的、陈旧的体现，是一个封建卫道士的做派。然而在历史大变革的年代，在浩浩荡荡的民主思想的大潮中，以他为代表的传统思想，是势必要被淘汰和抛弃的，这也是他命运悲剧的必然。
随着西方先进思想的到来，随着这种新旧文化的剧烈冲突，随着封建体制的坍塌，武装割据，军阀混战，国共争斗，民不聊生的现实，朱先生也明白，他坚守的旧学已经走到了末路了。但他仍然坚守，他的学生弟子们一个个都流失了，去学新学了，他的白鹿书院被迫关门了。最后他给黑娃说，连他自己也不想念书了，书院关门了，他与他的那些老学究们闭门编写《县志》，彻底与外界断绝了联系。估计他也放弃了过去固守的经书致用的想法，到后来为申请刊印的经费，他亲自出门找当局，以往以大儒的名望，都是历任军政要员登门拜访，请他题字，讨教方略，如今他亲自登门，却被一个小小的主任奚落，找到新县长，竟然不认识他，而且不仅不拨经费，还被轰了出去，他只能红着脸说：“你把我给轰出房子，你真是个好县长，我还没给人撵过，今日真是万幸！”他的存在在白鹿原上不再重要，他也不再被军政要员重视，因为他的思想已不再是主流，只能沦为被抛弃的结局。历史告诉我们，从汉代以来独尊儒术的儒家统治地位，在宋代经历了程朱发扬光大后，逐渐走向了衰落。到晚清随着庞大的封建帝国崩溃，儒家文化也油尽灯枯，“五四运动”之后，便迅速撤出了历史舞台。
朱先生的悲剧有别于常人，像鹿三这样被软硬手段揉捏的心服口服的，刚直而又老实巴交的底层农民，至死也不明白自己受苦而悲惨的命运的根源是什么，朱先生却不同。他看到了儒教的衰败和必然被时代抛弃的结局，他无能为力却不愿放弃，他知道他的固守是绝望的，他也承认毛先生孙先生的书都写得好，但他就是不满兵荒马乱的现状。他也明白这种惨烈斗争的必然性，他寄希望于战乱之后，他同时担忧，“得了天下之后会怎样？还得看，我看不到了，你能看到”。奇怪的是朱先生说他看不到了，他却在墓里埋下了“折腾到何时为止”的谶语，说黑娃能看到，黑娃却在刚刚的胜利就被镇压了。他预测到会折腾很久，这恐怕还是他骨子里固守的对传统几千年儒家思想的幻想，这也是从侧面印证了他是一个被传统文化修炼通透了的人，他在死的时候已经成了一只浑身通透的“老蚕”，满头银发的“白鹿”。
这种通透和无法抗争的现实使他很无助，到临死前像一个无助的婴儿一样只能叫一声“妈”，朱先生仰起头诚恳的说：“我心里孤清得受不了，就盼有个妈！”说罢，竟然紧紧盯瞅着朱白氏的眼睛，叫了一声“妈——”，两行泪珠滚滚而下。这是一句从生命深层次发出的叫喊。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中有一段话：“夫天者，人之始也；父母者，人之本也。人穷则返本，故劳苦倦极，未尝不呼天也；急痛惨怛，未尝不呼父母也。”此时，朱先生已看破尘世，看淡生死，他明白自己早已不是那个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的书生，正如他在岳维山面前自嘲自己的一纸声明“连个屁也不顶……”一样，他现在只是一个孩童，受尽世间疾苦，心中诸多苦难，只有这一声“妈”才能把他送上天去。
朱先生的异常举动还有：年馑过后，灾民们感恩他主持赈灾的义举，给他送牌匾，他坚辞不受，乡民们无奈送到他老家，儿子荣耀的收下，他得知，教训了儿子的幼稚，将所有匾额都摘了下去扔进了柴房。他死前遗嘱：“不蒙蒙脸纸，不用棺材，不要吹鼓手，不向亲友报丧，不接待任何吊孝者，不用砖箍墓，总而言之，不要铺张，不要喧嚷，尽早入土。”这些在常人看来都是难以理解的。其实这是他淡泊名利的修养，这是他知书明理的体现。在他看来，赈灾是花的国家钱，他只是一个办事的，只不过比别的贪官办的干净，办的公正，这是做人的本分，不值得称颂，更不能担此虚名。死后“不蒙面”，是无愧，敢面青天，内心坦荡。“不装棺、不箍墓”是他没有想不朽的奢望。“不铺张、不喧嚷”，是他低调做人，勤俭门风的体现，也不想因自己的虚名给别人添麻烦，也不想因死后的奢华污损了他一世的清名。
总之，朱先生这个人物是极其精彩的，他确是那个时代这个原上最好的先生，必然要被那个时代抛弃的，他就是那个年代中国底层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。


乔世景，男，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。